这一章中，我将检视1949-79的译者，进一步说明在极端政治化的情况下，译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仍然有自主性，但翻译也绝不是中立的、非政治性的、远离意识形态斗争的行为。　　体制内的译者在1949-79年间扮演什么角色，他们又有哪些特殊性，这是本节所关注的。毛中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关系已经被很多学者探讨过。从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在毛泽东的“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理念之下，知识精英是要被打倒的，他们的“纯文学”自然也多多少少受到批判，但是“通俗文学”也并不因此就获得出头天，反而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进入一个更为尴尬的位置。知识分子与官方的关系十分微妙。简单来说，摆在进入到新中国语境的知识分子面前的选择是，进入体制内，或者徘徊在体制外。后者的境遇往往是经济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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